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良渚玉器,跨越千年的愛戀

2019-8-19 9:25:25 作者:溫玉鵬

皇家社会主场 www.vgfpej.com.cn 7月6日,“良渚古城遺址”被列入《世界遺產名錄》。至此,我國世界遺產總數達到55處,杭州也成為擁有第三處世界文化遺產的城市。作為良渚文化重要組成部分的良渚玉器,也更加為收藏界人士所關注。想要了解良渚玉器,其發現、研究的歷史是不能忽略的,希望通過本文的梳理,為您勾勒出這段長達千年的發現史。

如果以1936年施昕更的考古發掘為標志,良渚遺址從發現到申遺成功歷經83年時間。實際上,作為良渚文化重要遺存的玉器,早在春秋戰國時期已為人所知。其不僅被著錄于中國現存最早的玉器專著《古玉圖》中,并成為乾隆帝案頭的清供雅玩。而在吳大澂考釋下的上古禮器,蘊藉著從偶然出土、改制改用到系統考釋、科學發掘的千年發現史。

崇古風尚

春秋戰國時期已有良渚玉器出土,并被重加利用。如1986年,蘇州嚴山玉器窖藏出土過一批吳國玉器,包括6件玉璧,與吳縣草鞋山、張陵山和武進寺墩遺址出土的良渚玉器如出一轍。另有玉琮半件,也屬良渚文化遺存,有明顯的鋸割痕跡。王明達在《良渚玉器若干問題的探討》一文中認為:“這些玉璧琮是作為玉料重新開割后一起入藏的。”

2003年,浙江海鹽天寧寺鎮海塔地宮也出土過良渚玉器。在高大的青銅壺下方,以一件良渚玉璧為墊。玉璧直徑為24.8厘米、厚1.6厘米,屬良渚玉璧中較大者。地宮為元代所建,玉璧當為元代或更早時代出土,而改為別用。

良渚在杭州近郊,明清以降,附近常有古代玉器出土,時稱“安溪土”。當時的杭州城,已經形成了一種收藏、玩賞、品評和著述良渚玉器的風氣。張宗祥的《玉雜說》也記述了他所看到的良渚玉器,有環、玦、鐲、珠、梳、珩、珌等數十種,“皆良渚自漢以前玉器,涓滴之見,記之備考。”

鑒古之風也帶來了對良渚玉器的瘋狂盜掘,杭州人丁丙曾作詩,記述了清代對良渚玉器的盜掘:“琮璧工侉雕琢才,不識寶器出泉臺。徒令骨董出南土,偷把雅鋤掘玉來。”

在古人爭相收藏良渚古玉的同時,良渚古玉的仿制也大行其道。從宋代琮式瓶的仿制到明清時期仿良渚玉器的蔚然成風,“古”不但體現在藝術活動、生活情調中,也滲入商品消費中。這是在通過古雅的生活氛圍,營造出一種重歸“三代風華”的感官“假象”。

有觀點認為,宋代出現的琮式瓶仿自良渚玉琮。然而玉琮的使用并非僅限于良渚。以蒼璧禮天、以黃琮禮地,是先秦禮制的重要表征。琮式瓶的原型,或許是博取良渚文化及先秦兩漢諸多玉琮。

在乾隆帝的藏品中就不乏古玉,如所謂“蚩尤環”,實為良渚文化的龍首紋玉鐲。乾隆帝為其配置底座,作為案頭陳設,但獸面上的陰刻線條可能是明清時所加刻。乾隆帝或許太過喜愛它,另仿制了一對蚩尤環,環側切為二,是可錯可合的套環。他還為良渚玉琮配上琺瑯內膽,作為插花之器。

多有考釋

元人朱德潤《古玉圖》著錄過一件“琱玉蚩尤環”,應該是最早著錄的良渚玉器之一。其以線圖描繪器物,并標明尺寸、器型、色澤、收藏者等,稱其“循環作五蚩尤形,首尾銜帶,琱縷古樸”,斷其為“三代前物也”。在朱德潤看來,這件良渚玉器與蚩尤同時代,且涉上古禮制,“今其文作蚩尤形,蓋當時輿服所用之物也”。

相較于朱德潤,吳大澂在《古玉圖考》中的考釋更為嚴謹與縝密,其錄大琮、黃琮、組琮等30余種,明確把今天稱為“琮”的器物命名為“琮”,并概括為圓內、牙身、方外等特征,為后人所沿用,是良渚玉器早期研究史上的重要里程碑。葉德輝在《郋園讀書志》中評其:“多可糾正前人之失。如自敘中所列諸事,皆援據精確,無絲毫疑義。”

此外,瞿中溶《奕載堂古玉圖錄》、端方《陶齋古玉圖》、徐壽基《玉譜類編》、劉心白《玉紀補》等都對良渚玉器多有記述。被譽為“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地質巖石礦物等總結性的著作”的《石雅》也對良渚玉器有所探究,只是未出傳統考釋之學的范疇。蔣衛東在《神圣與精致》中明清良渚玉器考釋評價時,指出“雖然其中不免色彩濃厚的主觀臆斷,但至少也為考古學階段良渚文化玉器的定名奠定了文獻考據的基礎”。

必然的偶然

作為“良渚文化發現第一人”的施昕更也是良渚人,“安溪土”對他而言本是司空見慣的風物,直到后來初具近代考古的理念后,才對其重加審視。其在《良渚:杭縣第二區黑陶文化遺址初步報告》中言:“杭縣所出玉器,名為安溪土,駕乎嘉興雙橋土之上,杭縣的玉器,都是墓葬物,所謂有梅花窯、板窯之稱,排列整齊而有規則,每得一窯,必先見石鏟,下必有玉,百不一爽,每一窖之玉器,形式俱全,多者竟達百余件。”他還對平日所見的出土玉器,加以記述,“匯集各處所見杭縣出土之玉器,凡琮、璧、環、瑗、珪、璜、瑁及其他飾玉佩玉等,都一一具備,尤以璧類、珪類及小件的瑱笄之類最為常見,亦有雕琢極精致的雷紋、粟粒紋、虬龍紋等,玉之色澤亦繽紛燦爛,古色盎然”。這樣的表述,實際上并不及吳大澂考釋的嚴密,或許并非是施昕更的賞評能力有限,而是出于當時考古報告撰寫的體例與敘事風格所限,若非其英年早逝,或許會在良渚玉器研究領域有所建樹。

良渚玉璜

施昕更深諳玉器出土的情形,并將良渚玉器的偶然發現、民間見聞與田野調查相結合,在當時西湖博物館的支持下,從1936年12月到1937年3月先后開展三次考古發掘,獲得了大量的石器、陶器等資料,第一次以科學發掘的視角,證實了良渚地區存在上古文化遺存。后撰寫成《良渚:杭縣第二區黑陶文化遺址初步報告》,在抗戰烽火下,1938年才得以出版,良渚文化在中國新石器時代文化中的重要地位,始進入世人的眼中。至1959年,“良渚文化”正式定名,良渚玉器之發現已歷2000年余年。

良渚玉器雖不是良渚文化的全部,但其以玉為重要特征的早期國家形態,與中華文明以玉蘊涵禮制的傳統息息相關,從元代朱德潤到清代吳大澂,其對良渚玉器的考釋,都出自對上古三代禮制的推崇。

新聞鏈接:

“良渚與古代中國——玉器顯示的五千年文明”特展日前在故宮博物院武英殿正式開展。這次展覽是良渚古城遺址申遺成功后,首次公開向全國人民揭開其神秘面紗,也是史上最大規模的良渚玉器特展。

網站編輯:宮莉